四渡赤水出奇兵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逼进，企图“围剿”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26日，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等一道察看地形，建议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山谷地带围歼尾追的川军。28日，红三、红五军团对川军2个旅经过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朱德亲自到前线指挥，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毛泽东命令已到赤水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令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予敌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红军分3路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这时，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扎西，毛泽东等又决定东渡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中共中央要求全军，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不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一部慌忙向东追击，黔军又急忙抽调遵义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敌的阻击，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战役中，红军在敌情非常紧急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此次战役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猖狂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在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的新情况下，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2纵队，因其3个师密集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经接近，红军遂转兵北进。

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前进。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声称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迷惑敌人，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

3月21日晚，红军主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令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继续南进，突破敌鸭溪、白腊坎封锁线，于31日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敌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北岸。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之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峰，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主力会合。

四渡赤水过程中，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